甲午战争“定远”舰管带：丁汝昌简介

　　自1895年1月下旬起，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官兵，在威海卫军港内与海陆方向的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2月4日，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将军进入威海卫军港，劝说丁汝昌放弃抵抗，率部投降;被丁汝昌严词拒绝。丁汝昌还严正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将军温情的劝降书，表示“余决不放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几经苦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2月9日，日军40多艘大小舰艇全部驶至威海卫军港的入口处，欲发动强攻。丁汝昌乘“靖远”号巡洋舰前往拼战，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被水兵救上小艇得以身免。此时，刘公岛守军内部大乱，少数洋教官串联部分海军军官，煽动士兵威逼丁汝昌率众降敌。丁汝昌毫不为其所动，他凛然声明：“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晓以大义，慰告部下坚守待援。11日夜，丁汝昌自知陆上援兵无望，遂嘱部下将自己的提督大印截角作废，然后服下超量的鸦片自尽，时年59岁。北洋舰队余部降敌;不久，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将领

　　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海军将领，是以其所任之北洋舰队提督一职而为其军事生涯之最辉煌顶点的;而他在这一显赫职位上所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又将他送到生命的尽头。甲午战争，使丁汝昌交上了厄运，给这位英勇却不善战的海军统帅披上了一件充满悲剧色彩的厚重外衣。

　　早在丰岛初战之后，丁汝昌数次率舰队出海未能击敌，他就开始受到朝廷一些高级文官的奏参。8月26日，朝廷将丁汝昌革职，经李鸿章多次上奏力保，丁汝昌方得“暂免处分”，但日后“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宽姑。”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5艘军舰而日军未失一舰，丁汝昌再遭奏参。11月16日，朝廷发布上谕：“近日旅顺告警，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著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仍著戴罪图功，以观后效。”11月22日，旅顺口军港失守，26日朝廷再度降旨：“该提督救援不力，阙咎尤重!丁汝昌著即革职，仍暂留本位，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

　　在山东半岛战役中，丁汝昌始终处在戴罪留任而以观后效的境地里，情绪悲观低落，内心矛盾重重，自然难以从容指挥战事。1895年1月24日，丁汝昌在打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致海军如败，万无退烟(台)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寒心，大局更难设想。”

　　在冰天雪地而又炮声隆隆的威海卫军港内刘公岛上，久经沙场的丁汝昌知道，处于日军严密海陆夹击之中的北洋舰队已形同瓮中之鳖而在劫难逃。丁汝昌更清楚的是，这支由大清王朝花费巨资历时二十年建成的舰队一旦被日军彻底歼灭，在北京城等待他自己的只能是一座断头台。因此，丁汝昌此时已下定战死在刘公岛的最后决心，他甚至还请来六名木匠为自己打制了一口棺材，并亲自躺进棺材里一试尺寸是否合适。1月27日，丁汝昌给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真实地流露出丁汝昌当时悲观失望至极的心态：“······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又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而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无暇过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