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傅璇琮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名家傅璇琮先生于2016年1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在接受采访时概括了傅璇琮先生的三大特点：一是他的学术研究有开创性，他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称得上开一代风气的学者；二是他是继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先生之后，中华书局学者型编辑的典范；三是傅老集出版家和学者于一身，是中国文史学术最有力的推动者。

《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诞生

傅璇琮一生编辑图书无数，这其中有一本《万历十五年》，在大陆畅销30多年，至今不衰，影响了几代人。这本书虽然在1979年就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但是在东亚乃至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却是从中华书局1982年5月所出的中文版开始的。

1979年5月23日，傅璇琮当时是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他收到了著名画家黄苗子的来信，信中说：“美国纽约纽普兹州立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

傅璇琮马上通读，并于6月16日写了一份审稿意见，对此书作了充分肯定。那时出版国外学术新著几乎没有，又是一本和国内写历史很不一样的写法，能提出对此书的肯定意见是不容易的。傅璇琮也对书稿提出几点意见，包括此书先是用英文写成，后来作者自己又译成中文，“现代汉语的修养不行”“鉴于作者系美籍学者，出不出此稿，可能有政治影响，因此要慎重考虑。”

在傅璇琮的建议下，由古代史编辑室另一副主任魏连科再审一次，魏连科于9月22日写出审稿意见，邀傅璇琮联名向上报告，明确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

当时的中华书局对此书稿很认真。修改后的稿件逐章寄给黄仁宇。每一次寄时都由傅璇琮拟写一封信，而这些信函都经当时副总编赵守俨先生阅改。充分尊重著者意见，同时也提出修改意见，并表示最后的决定权在作者手里，如1980年6月6日一信中就提及：“第七章中有一段对马克思的评论，我们认为以删去为宜，或作必要的修改，均请酌定。”

黄仁宇每一次接到修改稿后都加回复，上述提及的关于马克思评论一事，他在1980年6月24日的回信中就表示同意删去：“第七章提及马克思也与论李贽关系至浅，遵命删去。”

《万历十五年》这样一部不足20万字的书稿，中华书局从1979年6月接稿，到1982年5月才出版，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

慈师如父

傅璇琮先生早年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2005年起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成了一名教师。几年来，他先后带出六名博士，由人大毕业、现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卢燕新就是他的“大弟子”。

卢燕新回忆说，傅先生习惯称人“同志”，常常亲切地称自己为“燕新同志”。在指导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上，傅先生堪称用心备至。学生写论文需要资料，他就亲自在家里找或者问同行借，一旦发现对学生有帮助的资料，无论多远多重也会带回来。“他出差时，还要带给学生当地特色食品，烤鸭、甜糕、花生、甜柚、石榴等等，能带的他都带过。他每天乐呵呵的，从不发怒，在他身边，我们体会到的是慈父般的温暖。”

在卢燕新印象中，傅先生是“慈父”也是“慈师”，虽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严(见到日出我便不能自己下一句是什么？而你就是日出，于是，所以，我爱你)格，态度却永远是和蔼的。大到文章立论，小到标点符号，都会耐心地为学生修正。就算再差的论文习作，傅先生也不会训斥，而是会在电话里客气地说“你有时间没有，我们谈谈你的文章”。学生们在他身边“永远不愁没有题目研究”，且永远没有压力，能够自然舒坦地走上学术道路。

在傅璇琮先生的全部学术著作中，有一本叫做《濡沫集》的小书，这本集子收入了傅先生的读书札记、书评及他为其他学者的著作所作序言。

“为那么多新书写序，傅先生不是敷衍了事，而是很认真地从头读到尾，再把自己对于学科的看法和书中体现的创新之处用中肯的言辞指出来，以鼓励为主，让中青年学者们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北大中文系教授杜晓勤说，傅先生能够很敏锐地感知后辈学者新的兴趣点和治学风气，经他做过序的这批学者，如今都成了学科的中坚力量甚至领军人物。

（《北京晚报》1.29李峥嵘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