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上学爬悬崖边10米高木梯领导称没钱修路|天梯|上学|扶贫_飞外新闻

红鱼洞组的两部“天梯”只是斜靠在悬崖边，两端并不固定，余启运正在向上爬

回家途中的艰险路段，背上的孩子向前张望

多人险坠崖丧命 异地搬迁方案遭村民反对

探访桑植“天梯”上学路

《法制周报》实习记者 余修宇 文/图

核心提示

湖南省桑植县苦竹坪乡张家湾村是个并不出名的村子，本乡都很少有人知道从山外进入村子的方法。

近日，央视关注该村15岁学生余启运爬“天梯”上学之后，这个普通村落迅速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张家湾村坐落在苦竹坪乡东北角的群山之间，地势险要。该乡只有小学，没有中学，村里的小孩上幼儿园也要家人爬过“天梯”或悬崖接送，有的地方甚至要走两三个小时。

余启运和8岁的妹妹余欣欣都在距家30多公里的龙潭坪镇读书，每次回家，妹妹都会嫌路太难走而大哭。所谓的“天梯”，只是一架木梯，两端斜靠在悬崖边，“天梯”后面就是陡峭的深渊。以前，曾有家访的老师从此摔下险些丧命。

张家湾村村主任刘兴阶说：“一下雨孩子们就不能上学，山路太滑，要是连续下雨，孩子们就一个多星期不能上学。”

山外，只有两三米宽的公路旁有许多沿路而砌的坟墓。村民们说这是当地一种习俗，沿路修坟可以旺丁生财。这或是村民祖祖辈辈对通路渴望的一个缩影。

对当地政府而言，为悬崖绝壁之上的90几个村民修公路是“不现实”的。4月15日，县里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实地勘测，将选择用水泥台阶替换木制“天梯”或者修建简易公路的方案以减轻其危险性。

●这两架“天梯”加起来有10多米高，靠在悬崖峭壁之上，没有任何固定设施，后面则是七八十米的深渊。半年前，余欣欣差点掉下悬崖，所幸母亲眼疾手快将其抓住。

●苦竹坪乡党委书记熊东见给村民算了一笔账：“如果修路，拉通全村7个组至少30公里，保守估计一公里50万元，共1500万元，后期的维护保养资金又将是一道难题，谁来买这个单？”

●张家湾村村主任刘兴阶介绍：“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希望能搬出去，中年人则不希望搬迁。”

“天梯”已有几百年历史

余启运是张家湾村红鱼洞组人。为照顾兄妹俩上学，母亲吴成香在龙潭坪镇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每个月，余启运会回家一两次，通过两部“天梯”只要一两个小时，绕行山路则需要四五个小时。

4月11日，记者和余启运一起回家。他要给朋友带东西，由母亲和妹妹余欣欣坐在记者车上先走一步，他骑摩托车追上我们。虽然爬“天梯”比绕行节省时间，但在放学后赶在天黑前回家仍然来不及，余欣欣每每提到回家便要哭。无奈之下，去年年底，家人给余启运买了一辆摩托车，先骑一段路，可以省点时间。

按照相关规定，15岁的余启运不能骑车上路，但他说：“没事，我已经习惯了。”一次在山下的弯道上，另一辆摩托车和他的车相撞，幸运的是两人均无大碍，但他现在仍心有余悸。

一个多小时后，到达山脚，余启运将摩托车寄存在朋友家。一行人从山脚沿小路向山上走，有些路段只能爬行。半个多小时后，“天梯”才出现在记者眼前。这两架“天梯”加起来有10多米高，靠在悬崖峭壁之上，没有任何固定设施，后面则是七八十米的深渊。半年前，余欣欣差点掉下悬崖，所幸母亲眼疾手快将其抓住。

爬上“天梯”后，还要十几分钟才能走到余启运的家。

余启运的爷爷余大桃告诉记者，这两架“天梯”是他和村里的几个老人制作的。在该村，制作“天梯”的历史已经有几百年，代代相传，三五年更换一次“天梯”。因身体不好，72岁的他和66岁的老伴杨云南均已多年未曾下山。

据了解，张家湾村占苦竹坪乡面积的四分之一，地广人稀，村外仅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往村子。该村曾被县、乡政府列为“建设扶贫村”，今年又将其列为“高寒山区村”。全村共7个村民小组，组与组之间均有大山相隔，想把全村走遍，得要两天不眠不休。

余大桃说：“张家湾有四险，两处‘天梯’两险路。‘天梯’共48步，红鱼洞组36步，张家湾组12步。”这句话在村里广为人知。与之对应的四险为红鱼洞组两部“天梯”共36个木阶；张家湾组一部“天梯”12个木阶；窝塘组一条险路高十几米；水竹园组一条险路80度斜坡，身后是300多米的悬崖，曾有一家访老师在此摔落，幸好有绳子绑住，同行人把他拉了上来。

张家湾村共有在校学生60人，孩子们上学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寄宿上学，家人在学校附近租房居住；另一种是接送上学，每天早晚由父母或家人爬山接送孩子。张家湾村寄宿学生有三四十个，需接送上学的学生有9人，另一些随打工父母在外地上学。

余启运和余欣欣都是寄宿上学的学(户籍所在地怎么填写？户籍所在地是指我国居民户口簿登记所在地，一般是指出生时其父母户口登记地方。按照户口登记管理条例，公民填写户籍所在地，应该填写到户籍管理机关所在地，即城市户口的应该填**省**市(县)**区;农村户口的应该填**省**县**乡。一般在填写户籍所在地时，只填写到县就可以了。)生。余启运告诉记者：“村里有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学生，如果不在同一所学校，只有过年时才会相见。”

谈及山外的生活，余启运说：“我将来一定要走出去，老了再回来。”

靠山吃山 ：打粽叶、砍杉木

传说有人在山洞里见到有许多红色的鱼游出来，红鱼洞故此得名。

50年前，红鱼洞组只有刘、王两户人家。后来有人搬迁过来，现共有8户村民，除去外出打工的人，常住18人。余启运的父亲余佑全小时候搬来，在这里建起了一栋木屋。

山上有大片的野生粽叶，每年六七月份到次年3月，都是粽叶采摘的旺季。这个时候，余佑全常在凌晨4时左右就起床打粽叶，每天采摘70多市斤的湿粽叶，用火烤干后运出去卖，能卖一两百元。

因为山里不通路，余佑全只好把粽叶攒到一定数量后，用扁担运到山下的人家寄存，达到一定数量后再找车运走。

砍伐杉木也是余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砍下的杉木要将其剥皮洗净，待雨季来临之时，将杉木拉进水中，使其顺流而下，运到山脚。20根杉木一组，一般能卖四五百元。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砍伐杉木的地方，“那地方太远了，得绕到山的另一面，要走几个小时。”

虽然土地不多，但人口稀少，余佑全家分得了两亩田。余家牛棚旁养着一个蜂窝，蜂蜜留够自用的都拿出去卖。余佑全说：“山里的东西很多，我们靠山吃山。”他偶尔会背着竹篓在山里采药，运气好能遇见五步蛇，一条大一点的五步蛇能卖到两三千元。

没有自来水，余佑全将拇指粗的水管插进山上泉水的石缝内引水入户。

几年前，村里人还出资购买变压器，请电工牵电上山。余佑全家的家具和家用电器并不多，沙发、电视及音响，都是他从山下一次次扛进来的。

因常年负重，余佑全的肩膀长满了厚厚的老茧。

异地搬迁提案陷僵局

“现在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路的问题。”4月11日晚，苦竹坪乡党委书记熊东见带领一队乡干部上山，到余佑全家和村民们商量解决方案：“但为红鱼洞的18人修一条路是不现实的。”张家湾村全村没有一条公路进村，熊东见说，如果修路，全村都要修，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他给村民算了一笔账：“如果修路，拉通全村7个组至少30公里，保守估计一公里50万元，共1500万元，后期的维护保养资金又将是一道难题，谁来买这个单？国家并没有把村道的后期维护资金列在相关计划之内。”

另外，即便投入使用后，红鱼洞、白塘坪、风相凼、水竹园四个组加在一起只有90几个人，只有四五百亩的水田和旱地，后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大。据统计，张家湾村共398人，除去外出打工者，常住人员只有186人。

“如果要修路，30多公里的路要放炸药开路，碎石等会对生态造成破坏。”熊东见说，“我们算了环境账、经济账，都不划算。”

熊东见提出一个想法，想从红鱼洞组开隧道引水。2011年，乡里在窝塘组曾打算搞“苦竹坪引水隧洞工程”，打算挖通两条隧洞，一条取生活用水，另一条取灌溉用水。但因资金问题，只完成了其中一条生活用水隧洞，投资80万元，洞长970米。原打算为窝塘组修建的横跨两山之间的桥也没有建成。熊东见希望可以从红鱼洞组开通一条新隧洞，“这样一方面解决了灌溉用水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交通问题，但这是远期方案。”

因此，熊东见又提出了异地搬迁的建议：“我们和县里汇报了，可以异地搬迁，如果搬到苦竹坪乡镇，医疗、卫生、教育相对来说都要好一些。”乡亲们并不买账：“搬下去后我们吃什么？”

按照现有异地搬迁政策，人均补贴5000元，特殊情况从9000元到两万元不等。

以余启运家为例：余家6口人共3万元，政府安排建房土地，但建房资金8万~10万元要自己出。

张家湾村村主任刘兴阶介绍：“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希望能搬出去，中年人则不希望搬迁。”异地搬迁陷入僵局。

孩子们上学的问题怎样解决？6月的雨季即将来临，涨水之后，水会漫没山下公路，“天梯”和险路也非常湿滑，险情常有发生。

4月12日，桑植县政府发文，针对村民出行难的问题，由县财政局、交通局、发改局、扶贫办各出资5万元，共计20万元资金，由苦竹坪乡党委、政府和张家湾村村支两委组织实施，以最快的速度修好便道以方便村民出行。

“将现在的木制‘天梯’替换掉，这个任务要在6月洪水来临之前完成，除此之外，其他组的险要地方也会有一些变化，但变化不会很大。”熊东见称。

记者手记

修好路，就不用冒着风险回家

实习记者 余修宇

4月11日，张家湾村红鱼洞组颇为热闹。省内七八家媒体记者齐聚于此，比红鱼洞的村民还要多。当晚，乡党委书记熊东见和乡干部到余家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都带着豆大的汗珠，据说他们跑上山只花了15分钟。

夜里，因人多床少，我和余启运挤在一张床上，他对我说：“我将来一定要出去，最多老了再回来。”我当时还不解15岁的孩子为何有如此想法。

4月12日中午，我因之前听闻张家湾村共有4险，红鱼洞组的两部天梯仅为其中一险，便决定要去一探究竟，约了村主任刘兴阶做向导。他告诉我，剩下的三险一个下午走不完，随即他建议：当天下午先绕到山的另一面过隧洞去看窝塘组的险道，第二天再去看另外两处天险。

第二天早上6时30分，我们出发，因搭车不便，乡里特别安排专车送我们至山脚。下车后，有十几个村民在等我们。刘兴阶说，考虑到记者要拍照，他特意跟当天准备背肥料回村的村民约好一起回村。

刘兴阶说，水竹园组只有一条险路。一路上，我问了好几次：“这就是那条险路吗？”回答是：“还没到，险路比这难走多了。”

突然，行进的队伍停下来，扛肥料的村民卸下肥料，背孩子的都把竹筐取下来。刘兴阶告诉我，就要过险道了，负重的村民决定休息一下。“下雨的时候，这里最容易出意外，常有野兽掉下山去，有时村民扛的肥料也会掉下去。曾经有个老奶奶摔了下去，幸好被树木挡住，但摔成了脑震荡。”

我仔细查看了这条险路，近80度的斜坡，只能容下双脚的逼仄山路，身旁蓬松的山草，身下就是陡峭的悬崖。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在这里，回家是一件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事。

这里位于八大公山天平山的南边，与旅游风景区只有一山之隔。一路上，我不只一次被问起能不能修路。我只好说：“乡上说可能会给大家修个便道。”刘兴阶低声告诉我：“大家都希望路能修通，这样孩子们上学方便了，大家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回家。”这时，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余启运那么坚定地说一定要走出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