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世纪小平：沉浮人生

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邓小平

1997年1月，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邓小平看到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关于他生平的文献纪录片。

那时，邓小平的身体已极度衰弱，但听到护士给他讲解片子的内容时，93岁的老人脸上却露出了受到表扬而不好意思的神情。

从1920年16岁时走出闭塞的四川盆地，沿着一条不起眼的渠江，走向长江，然后去拥抱大海，为中国寻找希望的钥匙，已经70多年了。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既充满胜利的喜悦，也品尝过艰难、困顿和痛苦的滋味。

回首一生的风雨行程，我们不知道邓小平会有什么样的感慨。

不过，在不同场合，邓小平也确实表达过自己的感想，回顾过自己的苍茫心路。

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邓小平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写在了一份自传性的履历中。他说：“我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邓小平说———

我最紧张的时候，是1947年率领大军南渡黄河。

我最高兴的时候，是解放战争。

我最忙的时候，是1956年到1966年当总书记的10年。

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

迟暮之年，邓小平说自己的心愿是争取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去走一走。

退休的时候，邓小平说最大愿望是像普通人那样到街上去看一看。

1993年9月，在进入90岁的一个秋天的日子里，邓小平和弟弟邓垦有过一次促膝长谈。从16岁出门远游，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兄弟俩也很少见面。

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多。说到感慨处，他说了自己一生最浓烈也最真实的一个愿望———“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缩影。挫折与奋起并存的历史见证了邓小平起伏跌宕的人生。

16岁的邓小平，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法兰西的艰苦岁月，将稚气少年磨练成了百折不回的职业革命家。

晚年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在法(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是谁的名言？朱光潜，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是朱光潜的名言。朱光潜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用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国的感受：

“那时才16岁。当时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5年多，其中在工厂劳动了4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

风云激荡的中国为这个矮个子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两年以后，25岁的邓小平，只身赶赴左、右江地区开辟红色根据地，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并不多见的辉煌履历。

辉煌的历程总是伴随着艰辛和磨难。

从战火和险难中走来的邓小平，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晚年的邓小平曾经对自己的历险作过轻描淡写的描述———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没有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有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

这里说的危险，一次是在上海中央做秘书长时，邓小平到一个秘密联络地点和罗亦农接头。他办完事刚从后门出来，巡捕便进前门抓人了，前后只差不到一分钟，结果罗亦农被捕。

还有一次，是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子弹穿透了邓小平身上披的在法国一道参加革命的兄长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而他却安然无恙。

的确，这些惊险的遭遇，在邓小平的心中实在算不得什么，他一生很少对人提起。被世人广泛关注的，却是他在政治上三落三起的特殊生涯。

面对一个又一个关于他三落三起的提问，他曾经这样解释：“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邓小平遭到的第一次错误批判，发生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年，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邓小平被临时中央作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人物之一而打倒。

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被撤销了，还背上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分派去做一个小小的巡视员，随后被派去重操当年在法国干过的旧业———编报纸，做《红星报》的主编，结婚不久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在人们的记忆中，第一次遭受挫折时的邓小平，依然是那样的乐观。

长征开始了，邓小平不知道要走多远，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许多年以后，当女儿问他长征中都做了些什么时，他老老实实地回答：跟着走。

“跟着走”的邓小平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受打击而消沉。他和人们仍常在一起聊天，大家开玩笑说是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邓小平是副总经理。

从1926年回国后的整整10年时间里，邓小平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于1937年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才在陕北的旬邑县同其他红军政工干部们照了一张合影。

1938年，34岁的邓小平脱颖而出，成为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

八路军三个师的军政主官，都是长征中赫赫有名的军团级以上的领导，算起来，邓小平还属于后起之秀。他开始了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精诚合作，共同谱写了一曲刘邓大军南北转战、纵横四方的壮歌。

1943年10月，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成为独当一面的战略区负责人。当时，他还不满40岁。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排兵布阵，在江淮之间进行了一场关系全国战局的大决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有80万之众，人民解放军只有60万。

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谁来负最高责任呢？

毛泽东看中了邓小平。

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解放军历时66天，歼敌55万。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硬是把一锅没煮好的“夹生饭”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

随后，毛泽东将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也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京沪杭战役计划，指挥部队一举夺取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和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

作为开国元勋，邓小平在1949年那天登上了天安门。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这一年，他45岁。

很快，征尘未洗的邓小平又率部进军大西南。在那里，他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为开创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付出了巨大心血。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建设的成渝铁路，成为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至今惠及巴蜀人民。

1952年7月，邓小平奉命进京。

此番北上，邓小平的心情是愉快的。

到了北京，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

从“封疆大吏”到“中枢要员”，邓小平迅速成为目光远大、着眼全局、擅抓大事的政治家，成为被毛泽东倚重的得力臂膀。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邓小平格外繁忙，到处都能见到他精力充沛的身影。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有时候还代理国务院总理的工作。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邓小平就这样奔波忙碌着。

1966年4月，站在延安的黄土高坡上，俯瞰高原的荒凉，邓小平似乎显得忧心忡忡。这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因为剧本《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心理压力极大。邓小平不明姚文元文章背后的意味，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

当彭真说吴晗心理有负担时，邓小平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你告诉教授，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碰到吴晗时，邓小平又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61岁了，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

这一次，事实却没有那么好办。吴晗没有躲过这场厄运，彭真也没有幸免，邓小平也如履薄冰。他以曲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

不久，邓小平也被扣上“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被打倒。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第二次被打倒。距离他1933年在中央苏区第一次遭受挫折，已经30多年了。

邓小平默默地承受着抄家和批斗，沉默、无言，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显露出过分的绝望。全家人都在他的沉默中得到力量，相互帮扶，苦熬着岁月。

1969年10月，邓小平夫妇离开了中南海的住所。他们被疏散到江西，住进新建县一所步兵学校。

护送他们到江西的人离开时问还有什么要求，邓小平的回答是：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会为党工作多年。

邓小平被安排在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重操旧业干起了钳工。这是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的技术，没想到此时派上了用场。

朴实、厚道的人们在邓小平住处和工厂之间开出了一条近道，65岁的邓小平不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这条小路上往还。

在这条坎坷的小道上，邓小平走了3年。正像人们后来意识到的那样，他在这条路上也思考了3年。中国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延伸出来的。

苦捱岁月的邓小平在听文件传达时得知发生了“林彪事件”，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出现转机。

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了表示自己对党中央处理林彪事件的支持外，还汇报了自己两年多来劳动和家庭情况，并表示说：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

1972年秋天，在毛泽东的过问下，邓小平的复出之路柳暗花明。

经中办批准，邓小平去了井冈山和赣州地区参观。

在瑞金红都糖厂，邓小平问有没有去车间的近路？厂里的人说：“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邓小平认真地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

1973年冬去春来，邓小平回到了首都北京。3月29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前，毛泽东在住处约见了他，这是1966年9月以后他们7年多来的第一次会面。

邓小平发现，毛泽东老了。

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这次会议后，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参加对外活动，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有关重要政策的讨论。

1973年4月11日，邓小平的身影悄然出现在迎接西哈努克亲王来京的行列中。次日晚上，外国记者惊奇地发现，那个被打倒了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再次公开露面。他们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有一家外国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1973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时，邓小平心情愉快地陪他游览了桂林山水。6年后，特鲁多再次来华访问，他探究似地问邓小平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的回答是两个字———“忍耐”。

相忍为国。

邓小平的忍耐，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辱，而是为了等待为国解忧的机会。

邓小平深感“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复出伊始便与“四人帮”势如冰炭，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74年3月，江青不顾毛泽东的意见，公然反对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参加第六次联大特别会议，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4月10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大厦的会场上，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

四届人大结束后，邓小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邓小平从铁路交通入手，继而在钢铁、文化、教育、国防工业、军队等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全面整顿。

1975年夏天，全面整顿发展到高潮。此时，邓小平与“四人帮”一伙的较量也白热化了。

“四人帮”集团利用各种机会向毛泽东告状，说邓小平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

1975年11月，毛泽东有意考验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此时的邓小平对“文革”有了清醒的认识，明确表示由他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称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持续进行了9个月的全面整顿，也被迫中断。

与此相反，中国人民恰恰是在1975年的整顿中了解了邓小平。邓小平后来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民心所向，这正是邓小平后来被历史和时代选择的最深厚的基础。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央为周恩来逝世致完悼词后，便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随着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爆发，邓小平也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第三次跌入了政治的深渊。这一年，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第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软禁在了东交民巷17号。前途凶险莫测，家人音信杳然，他依旧以沉默抗争着。

1976年6月10日，邓小平回到了宽街家中。幽禁中的邓小平每日以劳动锻炼身体，在毒毒的日头下，他蹲在地上一剪刀一剪刀地剪草，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打湿了破了洞的老头衫。

1976年是邓小平的本命年。8月22日，在宽街地震棚里，全家人为他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幽禁中的生日。

家庭的温暖给了邓小平以极大的安慰，冲淡了困境中的忧虑。

不少人见到邓小平，都问起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再次被打倒时的感受，他总是用两个字来回答———“乐观”。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始终乐观地相信未来的邓小平也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又一次转机。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面。这已经是人们十分熟悉的镜头了。它成为了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象征性画面。

历史纪录了这个画面，也纪录了邓小平公开亮相的风采。

历史纪录了这个画面，也纪录了人民灿烂的笑容和对未来的希望。

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崛起，邓小平自己也万分感慨地说：如果给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希望获得该奖的金牌。

复出的邓小平，想得最多的是赶快工作和如何工作。

1977年8月7日，他在会见朝鲜驻华大使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是三起三落，73岁，岁月不饶人，总是想多做点工作。”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坦露了自己的心声。

在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说———

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说到自己还能活20年。

也许是巧合，邓小平此后真的活了20年。

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邓小平开辟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历史，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赢得了从未有过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