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宁是哪个国家的国籍)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一声巨响响彻西北戈壁,万米高空蘑菇云空升腾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我的人民,我的祖国》单元,建国70周年献礼片,记录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一时间,中国科研人员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
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早年留学法国,在法国获得国家博士学位,并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巴德微观物理学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55年,中共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后,钱三强出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兼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致力于原子能的领导和统筹工作。
在“穷穷”的基础上研制原子弹,并不容易。科研人才缺乏是拦路虎。钱三强推荐了一大批科研人才,投身于原子弹的研制。其中就有邓稼先。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鞭炮,要求你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这句话推动了原子弹的发展,也改变了邓稼先的命运。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钱三强的51岁生日。
在被钱三强召入原子弹研发团队之前,邓稼先在中国从事核物理的理论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对邓稼先也是一个挑战。
从此,邓稼先离开妻儿,一头扎进了大漠戈壁。他的名字也从出版物和外部联系中消失了。
作为邓稼先的业务负责人,他什么都亲力亲为。他总共参加了32次核试验,其中15次是亲自进行的。有一次,爆炸实验失败,我们要去原子弹爆炸的地方找一些重要的零件。邓稼先说:“没人去,我进去。去了就找不到了。我做了什么,我知道。”
他独自进入那个区域,找到重要的零件,用手拿回来。正是这次事故,导致他的身体受到辐射的严重损伤,患上了直肠癌。
当时,邓稼先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有一个校友叫杨振宁。他们都在美国学习过。然而,杨振宁留在了美国,邓稼先回到了中国。
有一年,杨振宁回国看望邓稼先,悲伤地问他:“老同学,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付出生命吗?”
邓稼先对老朋友笑了笑,艰难地伸出两根手指,对他说:“20枚,10枚原子弹,10枚氢弹。”
邓稼先没有说谎。
据作家梁艺馨在《浙江老人报》发表的文章称,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没有给研制原子弹的科研人员颁奖,也没有发放奖金。直到1985年,国家才将原子弹特别奖授予原子能研究所,共计1万元。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很多,每个人都有份。这钱不够。最后原子能所出了十几万,按照10元、5元、3元三档分配。
邓稼先参与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发,拿到了最高级别的10块钱,加起来20块钱。
原子弹的研制是一项集体工程。面对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所有科研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计报酬,不计得失。在关键时刻,他们常常一天努力工作12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工作17个小时。很多人工作很累。
那时候不仅没有奖金和加班费,大家还抢着上班。
在三年的困难时期,许多研究人员由于长期缺乏食物而患了水肿。领导原子弹设计方案研制的彭焕武,肿得穿不了鞋,只能用双手提着鞋上班。戈壁滩、深山高原的核工业工人,时刻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威胁。
幸运的是,一位老教练知道后,向各大军区求助,调拨了有价值的肉、鱼、大豆、水果给科研人员。
在电影《相遇》中,研制原子弹的英雄隐姓埋名,远离亲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
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为了保密,很多科研人员很多年不回家,也不和家人联系,以至于几年后回家,孩子已经长大了,根本不认识他们。
他们后悔吗?
我们以邓稼先的一句话作为回答:
“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我的生命终结后可以重生,那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参考资料:遇见、浙江老人报、学习时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幕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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